熊的传人 山海杂记 2005

在这个以文化多元出名的城市居住了三、四年，居然大部分的周末，都是跑到中国城的那几家饭店享用中餐，想想实在应该打自己的屁股。眼看就要进入一个繁忙的阶段，于是这一个周末，决定去好好吃一顿：埃塞俄比亚大餐。

离家不远的地方，就有一处埃塞俄比亚人的聚居区，称为“小埃塞俄比亚”。以前路过的时候，看见街边有一家埃塞俄比亚饭店，今晚就打算去那里猎奇。然而到了那附近，却迷惑了：原来那一带，有许多埃塞俄比亚饭店，眼花缭乱，事先又没有调查一下，居然不知道去哪里好了。最终是走入了人最满的一家饭店：Nyala Ethiopian Cuisine。

饭店装修要突出埃塞俄比亚的异国风情：红色的泥土墙，墙上挂着几幅埃塞俄比亚风俗画；角落里搭着一个草棚，因为是室内，看起来有些不伦不类；背景音乐很轻，但听得出是非洲一带的风格；最主要的，是食客里有许多埃塞俄比亚人（其实只是看起来像，具体是不是，不得而知）。

菜单很简单，五、六种蔬菜，五、六种肉类，仅此而已，跟中餐馆的好多页的菜单没法比。也许是食客里如我这般的颇多，压根不知道如何点菜，饭店专门提供了一种混合盘：把菜单里的八道菜，每一道只少量一点，拼成一个大盘子，这样的话，食客就可以一次品尝多种。于是我就点了这种混合盘。

所有的盘子，都是用一种叫“Injera”的饼铺底，上面再放菜。这种Injera，是用称为“埃塞俄比亚画眉草”的粟类制成，很嫩，跟糯米的口感很像。饼是白色的，薄，一面光滑，一面成海绵状：为的是可以更多吸收食物的汁水。

除了盘子底层铺着的，另外还给了一大盘Injera。饭店不提供刀叉，吃的时候，用手撕下一小片Injera，然后去盘子里裹一点肉或者蔬菜，直接送进口里。Injera本身有淡淡的酸味，裹上菜，蘸了汁水，味道果然是异常鲜美。吃到最后，连盘子里垫底的Injera也被我吃了。因为浸泡在汁水里时间长的缘故，反而最美味。按照侍者的建议，点一杯埃塞俄比亚啤酒，就着Injera一起吃喝。啤酒的味道有些重，颇苦，但很有回味，把Injera的味道更吊了出来。

比较滑稽的，是盘子里有一只大鸡腿，用Injera裹了几次，也没能裹下肉来。于是叫过侍者，问，这个应该怎么吃。侍者边笑边比划，原来也是用手撕肉。犹豫来犹豫去，还是忍不住向他要了一幅刀叉。

吃这种Injera大餐，不管一桌有多少人，全部的食物总是只用一个盘子装：人多，盘子就硕大无比。这也是埃塞俄比亚的风俗：同一个盘子里吃过Injera，会加深彼此的友谊。

最后，我还增加了一项新的个人收藏：饭店名片。吃完饭，要一张饭店的名片，在背后签上日期和同桌的朋友。日后看起来，会很有意思。

纪昀被乾隆发配西域，从某个角度讲，也许是一件幸事。几年时间里，纪昀所经历的各种奇闻异事，都记录在了他的『阅微草堂笔记』中，使得后人能够得窥那片边荒之地的当日情形。

【阅微草堂笔记§滦阳消夏录三】

俞提督金鳌言，尝夜行辟展戈壁中，（戈壁者，碎沙乱石不生水草之地，即瀚海也。）遥见一物，似人非人，其高几一丈，追之甚急，弯弧中其胸，踣而复起。再射之始仆。就视，乃一大蝎虎。竟能人立而行，异哉。

辟展城，清雍正五年所建，其地在今鄯善县的城东附近，位于新疆东部吐鲁番盆地的东端。蝎虎，也就是蜥蜴。

一丈左右的蜥蜴，并不希奇；希奇的是，它居然能够直立起来，用两条腿行走。蜥蜴无论大小，都只能伏地而行，不能直立。能够直立行走的巨型蜥蜴，想象一下这情形，岂不是电影『侏罗纪公园』里的恐龙？

新疆在1亿年前左右，曾经遍布着森林湖泊，是恐龙生存的乐园。近现代以来，新疆不断的出土恐龙化石。比如1987年，发掘出一条长30米、高约10米的恐龙化石，成为当时的亚洲最大恐龙；又比如90年代，发掘出一条长超过34米、高10米的恐龙化石，一举击败“北美地震龙”，成为当时的世界最大恐龙。昌吉县还获得了“恐龙之乡”的美称。

那么，会不会恐龙并没有真正灭绝，在浩瀚的戈壁里，它们顽强的生存了几千、几百万年呢？应该是有这种可能的。提督大人射死的这只能直立行走的巨大蝎虎，也许就是一只恐龙。

乾隆年间到现代，又200多年过去，是否还有幸存的恐龙，在人迹罕至的荒漠里，自由自在的行走呢？

汉武帝元鼎四年，汾阴一个叫“锦”的巫师，因为造祠掘土，掘出了一个鼎。四年前，同样在汾水流域，也曾出土过一个鼎，汉武帝因此把年号改为“元鼎”。然而巫锦掘出的宝鼎，却引起了更大的轰动。其原因，是因为这个宝鼎的外形非常独特，和其他鼎大不一样。

鼎的铸造，是一件神圣的事情，鼎的样子，也是有一定规范：方鼎4足2耳，圆鼎3足2耳。鼎上有铭文，记载铸造者、铸造时间、以及其他相关的信息。鼎的拥有是权力的象征，天子12鼎，诸侯9鼎，卿大夫7或5鼎，士3或1鼎，其他人则不能拥有。

巫锦的宝鼎，据『汉书§卷二十五下§郊祀志第五下』记载，“鼎大八尺一寸，高三尺六寸，殊异于众鼎。”具体怎么个“殊异”法，没有进一步的描述。汉皇室必然藏有大量的古鼎，就算没有夏代或更早的，商鼎和周鼎一定不少。阅读这一个宝鼎的相关记载，其中反复强调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，就是它的“独立特行”。

由此可以推断，巫锦的宝鼎，其制造规范，一定不是商、周，而是夏或更早的上古文明，远在汉代，就已经没有记载和实物了，所以无人能识。

宝鼎的另一个独特处，是其“文镂无款识”。这可以是理解为只有花纹、没有文字，但也可以解释为花纹就是文字，汉代人无法辨认的上古文字。

汉武帝对宝鼎的出土，颇持怀疑态度。他派人对巫锦进行了严格的审讯，又广泛征询了许多“耆老”，要把事情搞个清楚。最后的结论，是巫锦没有欺诈，这确实是一个上古的宝鼎。

当时有人说，上古最出名的鼎，一共有三套：一是泰帝伏羲所铸的象征一统的大鼎；二是黄帝轩辕所铸、分别象征天地人的三个鼎；三是大禹所铸的九鼎，象征九州，上面刻有各州的山川物产。

宝鼎不会是大禹九鼎中的一个。是不是伏羲鼎或轩辕鼎，谁也下不了结论。后代有人认为，宝鼎应是轩辕三鼎中的地鼎。这么说的根据何在，不得而知。

汉武帝举行了盛大的迎鼎仪式，把鼎送去太庙供祖宗完毕，收藏在了甘露宫里。这是关于宝鼎下落的最后记载。

『山海经§中山经卷五』

又西二百里，曰昆吾之山，其上多赤铜。有兽焉，其状如彘而有角，其音如号，名曰[上龙虫下][虫氏]，食之不眯。

这是关于“昆吾”的最初线索。晋人郭璞在为『山海经』作注的时候，加了一笔，“此山出名铜，色如火，以之作刃，切玉如割泥也。”

比郭璞早不到百年的魏文帝曹丕，在『典论』里却认为，能够切玉如泥的刀根本不可能存在，昆吾刀，只是一个传说而已。手边没有曹丕的原文可以检阅，根据纪昀的『阅微草堂笔记』，纪昀以为，曹丕这么讲，至少说明汉以后，世上就没有昆吾刀的实物存在了。显然，郭璞持不同意见：当时没有，不等于古代没有。

小说『穆斯林的葬礼』里提到过，秦始皇的时候，有外国进贡了一个名叫裂裔的玉工，能够削玉如泥。原文出自『拾遗记』，“始皇二年，骞消国献善画工，名裂裔。裔刻白玉为两虎，削玉如毛，有如真矣。”裂裔使用的利器是否就是昆吾刀，不得而知。骞消国是哪里也无法考证了。

到了宋代，宋哲宗的时候，有人献了一枚玉玺，怀疑是秦始皇用和氏璧刻成的历代传国玺。大臣们有的认为是，有的认为非，起了激烈的争执。最后，当时的文物专家李公麟一锤定音，认为所得的就是传国玺。哲宗为此把年号也改成了“元符”。『宋史』记载如下：

【宋史§卷444§列传第二百三§文苑六§李公麟】

绍圣末，朝廷得玉玺，下礼官诸儒议，言人人殊。公麟曰：“秦玺用蓝田玉，今玉色正青，以龙蚓鸟鱼为文，著‘帝王受命之符’，玉质坚甚，非昆吾刀、蟾肪不可治，[王周]法中绝，此真秦李斯所为不疑。”议由是定。

李某的主要论据，是这枚玉玺刻字，有明显的刀痕，而在这样坚硬的玉上刻字，只有汉以前的昆吾刀才能做到。

看过金庸『倚天屠龙记』的，也许会记得，有人告诉张无忌，在圣火令（一种极为坚硬的玉）上写字并不难，用的是腐蚀法。不管哲宗得到的玉玺是真是假，玉玺上的字是刀刻，不是腐蚀或者砂磨法而成，这一点应该是可靠的。

又据古玩家的经验，快刀的刻痕只在秦汉的古玉上才偶有所见，而汉以后，就见不到了。这也证明了曾经有利器存世，汉以后却失传了。

按照现代科学的角度，切玉如泥的金属自然界应该是不存在的。然而，如果地球上有那么一种稀有金属，只存在极少极少的量，或者只存于大洋深渊，悬崖峭壁，那么其不为现代人类、现代科学所知觉，也不足为奇。又或者，天上落陨石，带来一些外星金属，也是有可能的。

关键就在于这部上古奇书『山海经』，到底是某个无聊的古人胡编的呢，还是一份真正的史前地理资料，而人类还没能破译？如果是后者，那么也许有一日破译它了，找到昆吾山的位置，在那时，会有一些昆吾刀的线索。

而曾在世上出现过的昆吾刀，下落又如何呢？这又是一个谜。

我总是怀疑，西域一带，也许藏着中华文明起源的线索。

近期看到苏三的说法，认为中国文明是外来衍生文明，中国人是犹太民族的后裔。当然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，但其结论下得过武断，论证颇牵强。

然而中华文明，在商周交接时，确实有着明显的大跳跃。商文明是原始崇拜信仰，用活人祭祀、陪葬，用甲骨文。商王朝的文明，同后来中原人很看不起的边荒蛮族相比，并没有太大的优势。而周人的文化、观念、制度，都要进步很多，开始有了泱泱中央大国的气势。这里有显著的飞跃，后人将其主要归功于一个牛人：周公。然而我以为，一个人再牛，也未必能有这么大的能量。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，中华文明也不是一个人可以打造的。

周穆王为何要西行？他放着周王朝的中原地区不去（史书上没有他东巡的记载），不顾天子的责任，冒险深入西域，难道只是为了玩耍？

关于周穆王西行，有人认为『史记』都没有记载，是虚构事件，并没有真正发生。但我认为，周穆王确实西行了，而且未能活着回来。按照『史记§周本纪』的记载，周穆王登基的时候，已经五十岁了。而他在位又有55年；所以穆王死的时候，是105岁。然而周王室并没有长寿的遗传。所以有另一种可能：穆王西行以后，和镐京失去了联系；所以他死了，儿子共王也没有按时即位，而是一直等到消息传回，才登基。古代交通、通讯不发达，所以中间出现了几年、甚至十几、二十几年的空档，都不足为怪。结果就是穆王看起来似乎在位55年，寿命达到105岁。

这在周王朝，是惯例。比如后来的厉王，被国人赶跑了，周公召公联合执政，史称共和。厉王实际上已经相当于退位了；然而一直要等到14年以后，厉王在外地死去，其子宣王才正式即位；厉王不死，天子的位置就宁可空着。

周王朝对于记录历史向来不老实。昭王南征楚国，淹死在汉江里，周人认为不光彩，就隐密其事。所以穆王的西游，正史不见记载，也不奇怪。正史有记载的，是穆王不顾大臣的反对，毅然发动对犬戎的战争。这，可以解释为，是为了打通西行的道路。

此外，商人使用的甲骨文失传几千年，历史上居然不留下一点记载、痕迹，我始终怀疑周人在其中做了什么手脚。也许是类似西班牙传教士焚毁玛雅文明全部文书的行为，是一种文明对于另一种文明的彻底清洗。

一个隐约的证据，是西周初期，对诸侯国进行严格的监管。这在近现代发掘的鼎文上得到证实。比如1964年在山东龙口市芦头镇出土的铜鼎，上面刻有“句监作宝鼎彝”的字样。句，应该是“句渎”附近的一个小国。然而这样重要的政治制度，在历史上也没有记载。唯一提到的，是在商都朝歌周围设立了管、蔡、卫三个国家，以控制商王朝的遗民。记载的缺失，有一种可能，就是有意如此，为了掩饰什么摆不上台面的事情。这些设在各个诸侯国的“监”，其职能，也许就是负责清除商王朝的文字、文化，而推广周文明。

另一个事件，是老子出函谷关。如果老子只是想归隐，哪里没有山高水深林密，何必跑去当时认为荒蛮之地的关西？老子是东周皇家图书馆的馆员，也许他接触到某些机密档案，有着后人未知的玄机，引他向西。

这，就是我关于周人西行的胡思乱想。

从南北朝到唐代为止，长长的一段历史，看过去的时候，我常常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怪异感觉，却想不明白，到底是哪里不对劲。后来有一天，忽然反应过来，感觉反常之处，是当时的好些个皇帝，其早期和后期的行为，非常的不一致：早期颇为英明，至少也是中上水准，后期却成了异常昏聩的昏君（唐明皇这样到老偷懒的不算）。差异之大，超出了常理范围。

比如，北齐显祖高洋，早年其兄高澄掌权的时候，为了避免高澄相忌，高洋常常整日的不说话装傻。后来高澄死了，高洋掌握了大权，其初期，【通鉴§卷166】记载说：

（高洋）留心政术，务存简靖，坦于任使，人得尽力。又能以法驭下，或有违犯，不容勋戚，内外莫不肃然。至于军国机策，独决怀抱；每临行阵，亲当矢石，所向有功。

好一个明君形象。然而突然的，他就成了酒鬼，暴虐不堪；甚至有一次，他的亲娘娄太后劝了几句，他差点将其送给蛮族做泄欲工具。正史的解释，是自满造成了改变；后来则是酒精中毒，想戒也戒不掉了。

又比如，隋炀帝杨广，虽然人品不怎么样，然而聪明能干，却是无可否认的。灭南朝陈的时候，杨广作为统帅，表现很是出色。他当上皇帝，开始只不过有些小胡闹；然而到了后来，却简直是毫无理性的自暴自弃。其实他远没有到需要自暴自弃的地步。

又比如唐中宗，武则天的三儿子。当了皇帝又被武则天废掉。后来大臣们发动兵变，把武则天赶下台，中宗又做了皇帝，然而却成了窝囊废。张柬之失望之余，愤愤说，“主上昔为英王，时称勇烈”。以中宗早年的出色，来批评他如今的昏聩。中宗末年由着老婆、女儿和亲贵们胡闹，最后被老婆毒死。很多人以为他的转变，是武则天虐待造成的。

又比如唐明皇的儿子肃宗，安史之乱爆发，明皇逃窜到四川，肃宗为挽回大局，北行至灵武即位，在奇人李泌的辅佐下，收复长安，也算是尚有作为。然而长安一收复，李泌急着隐退，从此肃宗就落在了他的张皇后和太监李辅国的掌握中，再也没有声音。

再有，肃宗的儿子代宗，安史之乱时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。收复长安是在回鹘人的帮助下实现的。肃宗事先保证说，要是打下长安，回鹘人可以把全城的财宝和百姓都掠走。长安收复以后，回鹘人准备开始兑现诺言，代宗却以大唐太子之尊，不惜向回鹘首领当众下跪，求其放过长安百姓，因此挽救了满城百姓坠入灾难深渊。然而他当上皇帝，却也成为几个权臣手里的木偶，操纵来操纵去。代宗派太监出去办事，别人给太监的贿赂不足，代宗居然还要发脾气，认为是不尊重自己。前后如此，实在令人讶异。

也许可以说，是权力使人腐化变质。然而总觉得不至于如此。还是哪里不对劲。

前日翻到【通鉴§卷178】，隋文帝时候的猫鬼案，忽然起了一种想法：这些皇帝，会不会都是被人算计、中了邪？要是谁有这种能力的话，动机则是显而易见的。这情形，好像『The Lord of the Rings』里，Rohan的国王被邪恶巫师Saruman用法术控制一样，儿子被杀，国家面临灭亡，也无知无觉。

隋文帝时期，有人能够驱使一种猫鬼去偷窃、使人致病、甚至杀人。开始某百姓报案，说他老娘被猫鬼杀了。文帝不理，认为是荒诞不堪。后来又有猫鬼案发，居然是谋害皇后，证据都找了出来，这才信了。一个案子牵连了许多人送命。

早一些，【通鉴§卷171】记载，北齐后主的胡皇后，得罪宫里的权贵陆令萱，陆令萱就找人行蛊，很快，就把胡皇后整得疯疯癫癫、言笑无常，于是被废去皇后之位。

晚一些，到了唐代，还专门颁布法律禁止巫蛊：

• 造畜蛊毒（谓造合成蛊，堪以害人者）及教令者，绞。
• 造蛊者虽会赦，并同居家口，及教令人亦流三千里。即以蛊毒同居者，被毒之人父母妻妾子孙，不知造蛊情者，不坐。

可见这些邪术在当时的泛滥。

因此我就想，尽管正史提供了看似合理的解释，会不会存在一种可能：这些表现大退步的皇帝，其实是被人下了蛊、中了邪呢？

童恩正的『石笋行』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科幻故事。古代成都有几根高高的石柱子，谁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，又是干什么用的；于是有了许多光怪陆离的传说。杜甫还为此写了一首“石笋行”的诗歌。后来，这些石柱子又不知在何时消失了。历史上也没有记载。如今只留下成都“石笋街”这么一个地名。

童某在故事里幻想，石笋其实是外星文明（或者史前文明）制造的火箭。后来无意中获得能量，点火成功，于是它们飞向了太空，消失在茫茫宇宙里。这是一个很有想象力、很有趣、但又能够自圆其说、并不是不可能的解释。

美中不足的，是故事里的一些逻辑，需要靠虚构的“新近发现”的古代图书来推动。难道就不能从真实的浩瀚资料中寻找答案吗？

常常我想，中国有几千年汗牛充栋的典籍，里面不知埋藏了多少的秘密：在前后矛盾、不合常理的记载里，在虚虚实实的叙述中……甚至是很直接的线索，只是大家都忽略了。

比如，唐代把释迦牟尼的舍利收藏在法门寺，这是明载于史册的。以后就再也没有关于这些舍利的记载。然而没有人想到，没有记载，就是意味着舍利一直留在了法门寺。直到数年前，法门寺地宫被打开，世人才恍然醒悟。

【资治通鉴§卷140】

众议以薛氏为河东茂族。帝曰：“薛氏，蜀也，岂可入郡姓！”直阁薛宗起执戟在殿下，出次对曰：“臣之先人，汉末仕蜀，二世复归河东，今六世相袭，非蜀人也。伏以陛下黄帝之胤，受封北土，岂可亦谓之胡邪！今不预郡姓，何以生为！”乃碎戟于地。帝徐曰：“然则朕甲、卿乙乎？”乃入郡姓，仍曰：“卿非‘宗起’，乃‘起宗’也！”

从魏晋以来，门第几乎等同于权力、地位，做官不靠才学，靠的是出身望族。这种状况，一直到唐代还是非常的严重。比如武则天要当皇后，大臣们反对，一条理由就是“武”是小姓，配不上皇后的地位。到了宋代开国，还要修订“赵钱孙李，周吴王陈”，忙着把皇帝自家的门第抬高。

这里的事件，发生在南北朝时候。看来那时候四川人是颇受歧视的，薛家因为在四川居住过，皇帝就不同意把“薛”列为河东大姓。于是一个姓薛的大臣愤怒了，当着皇帝的面砸东西，嚷嚷“自己不想活了”。

从他的话看，他确实是不想活了。北魏是鲜卑人建立的王朝，很有些心理自卑，最忌讳一个“胡”字。薛某话里的意思，简直是说，“你皇帝老子的祖宗，也不过是胡人而已，凭什么看不起我们姓薛的。”由此可见门第在当时的重要了。

幸好他运气不错，对面的皇帝，是历史上出名的英明君主魏孝文帝。受到这样的讥讽，孝文帝居然没有勃然大怒、将薛某立即推出午门斩首，反而自嘲的说，“照你这么讲，我们拓拔氏跟你们薛氏，也不过是彼此彼此了。”然后就满足了薛某的要求。

传说中美国加州的北部，Santa Cruz地方，有一处小山，在那里重力失常，被称为神秘点（the Mystery Spot）。很多书、文章都提到这一处地方，将其作为宇宙玄奥的一个例证。

2003年的时候，和朋友一起上旧金山玩耍。开车回洛杉机的路上，经过Santa Cruz，我一再坚持，终于饶一个大弯，拐进深山老林，找到了这处传说中的神秘点。

然而随着导游看了一圈，却大失所望。所谓的“水往高处流”之类的“重力失常”，看着它低，其实是高，只是巧妙设计的环境造成视觉错觉而已。最多只算得上魔术师的幻术，设计不是不出色，要说是自然规律到此失效，实在是无稽之谈。神秘现象，是吸引游客的一种宣传罢了。此处偏僻，山水平庸，没有这个卖点，实在很难想象有游客到来。

上高中的时候，有一个同学，一口咬定他的自行车，上坡是自动的，下坡却要使劲踩。有人反驳说，“不可能！”这人就面红耳赤的为自己辩护。当时我想，谁要是跟他硬争下去，只怕很难区分，到底是他更犯傻，还是争的人更犯傻。不如一笑了之。

于是在这神秘点，面对导游，我也是一笑了之。

今天在小说『Atlantis Found』的结尾，看到了作者所写的一段说明文字。看来Channel Islands是值得去逛逛了。真是难以想象，北美的人类在这么多年以后，居然只发展到印第安部落的水准。每次在Los Angeles的野外山林间穿行，看到一些奇形怪状的山石，很像人工开琢的样子，总是会想，也许这里就埋藏着远古文明的遗迹，已经失传的文明，等待被发现。以下我粗略翻译的『Atlantis Found』结尾文字：

1960年，人类学家们在Santa Rosa岛（加州Channel Islands群岛中的一个岛）上发现了一块古代女性的遗骨。她在Santa Barbara博物馆的地下室里呆了40年后，一队科学家对其进行了复杂的DNA和放射性碳元素测试。结果显示，遗骨的年龄可以一直追溯到一万三千年前。这是目前在北美发现的最早人类遗骨。

在她生存的年代里，这位女性应该看见过像澳洲大陆那样面积的冰川、长毛猛犸、以及剑齿虎；她应该可以在今天的群岛间自由走动，因为那时的海平面比今天要低360英尺左右。传统理论认为，北美的最早居民是通过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之间的白令海峡到达的；该女性遗骨的发现，对这一理论发起了挑战。

另一被称为“幽灵洞穴人”（The Spirit Caveman）的人类遗骨，其生存在约九千四百年前的内华达西部；头盖骨轮廓显示，他应该来自日本或东亚一带。“巫师的海滩人”（The Wizard's Beach Man）的头盖骨也是在内华达发现的，其既像挪威人，又像玻利尼西亚人。其他在内华达和明尼苏达发现的人类头盖骨，年龄全部都在八千年以上，也是既像欧洲人，又像亚洲南部人种。

新的证据显示，最早定居在美洲西海岸的人类也许是玻利尼西亚人和亚洲人；而定居在东海岸的，也许是冰川时期在西行侯鸟的指引下、坐船沿着遍布大西洋的冰山到达北美的欧洲人。我们现在知道，在四万年前，人类已经坐船从亚洲南部到达澳洲大陆。显然，航海并不是环地中海文明的特有发明。大海召唤着古代的海员；他们探索和发现的世界，远远超过了目前认为的范围。关于他们的历史正在重新书写。

故事的主角是南北朝时期、南朝的梁武帝。

当时的谚语说，『萤惑入南斗，天子下殿走。』这是中国古代“天人相应”的一套说法。萤惑就是今天所讲的火星；火星因为亮度变化大，运行轨道怪异，给人以神秘莫测的印象，因此在五行学说流行（西汉）之前，它被称为萤惑。南斗，是指人马座中的六颗恒星，排列跟北斗七星很相似。

梁武帝时候，出现了火星运行经过南斗星座的天象。武帝很是忧心忡忡：天子为何会下殿？难道是皇位保不住了？这显然不是一个好征兆。于是这个迷信的皇帝，别出心裁的想了一个破解招术：他脱掉鞋子，赤着脚丫，从殿上跑下来，在泥地里跑上几个圈子，自我安慰说，这，就是谚语里讲的『天子下殿走』。

不久以后，北朝的魏孝武帝因为不堪权臣高欢的压迫，西奔投靠关中的宇文泰，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。

梁武帝得到消息，恍然大悟：原来“天子下殿走”的天子，不是自己，而是北朝的魏孝武帝。自己疯疯傻傻的光脚丫跑路，显然是出演了一场闹剧。武帝很是恼羞成怒，骂道，“鬼子的皇帝，也算是天子、也上应天象吗？！”极没有风度。

记得小的时候，若被恶作剧的人从头顶跨过，则必须要起身，奋力跳三跳，以免长不高。梁武帝迷信到这种程度，后来一味的佞佛，于是有了“南朝四百八十寺、多少楼台烟雨中”的胜景。然而佛祖并不是很佑护他。其晚年的时候发生侯景之乱，老皇帝的下场，居然是活活饿死在台城。

【资治通鉴§卷156】

先是，萤获入南斗，去而复还，留止六旬。上以谚云“萤获入南斗，天子下殿走”，乃跣而下殿以禳之；及闻魏主西奔，惭曰：“虏亦应天象邪！”

“张敞画眉”用来形容夫妻的恩爱，而这画眉的张敞，是汉宣帝时候的大臣。

【汉书】说他“无威仪”，也就是没有官架子；其中的一条例证，就是给老婆画眉毛。事情居然被上告到皇帝那里（上告之人也够无聊的，这种八卦也拿来说事），皇帝问张敞，『是不是真有那么回事？』张敞居然很无赖的回答，『臣闻闺房之内，夫妇之私，有过于画眉者。』简直是暗示夫妻性生活。

皇帝虽然没把他怎么样，但张敞始终升不了官，就是吃了不拘小节的亏。其实他的人品，小节上随意，但在大节上，是很正直的。

早年的时候，汉昭帝刚死，霍光立了昌邑王做皇帝。昌邑王刚即位，就大肆封赏和重用昌邑国的旧臣；张敞看不过去，上了一封谏书批评昌邑王。昌邑王没过几天就被霍光废了，接下来当皇帝的是汉宣帝。宣帝对于被废的昌邑王很有些戒心。因张敞批评过昌邑王，认为两个人是对头，就把张敞调去监视昌邑王。

【资治通鉴§卷025】

上心忌故昌邑王贺，赐山阳太守张敞玺书，令谨备盗贼，察往来过客；毋下所赐书。敞于是条奏贺居处，著其废亡之效曰：“故昌邑王为人……其天资喜由乱亡，终不见仁义如此。”上乃知贺不足忌也。

宣帝给张敞下密旨，虽未直说，但希望张敞处置昌邑王的意思，是很明显的。历代被废的皇帝、太子，大都是被看押者“承顺上意”而害死。然而张敞却没有落井下石；他给宣帝回信，表面上说了一大堆昌邑王的坏话，其实是婉转的建议皇帝，放过昌邑王。

对于张敞，是失去了一次讨好皇帝、升官发财的机会。但倒霉蛋昌邑王总算保全了一条性命。由此可见张敞的为人。

瓦岗寨神机妙算的军师徐茂功，在正史里，叫做李[责力]，是唐太宗手下数一数二的大将。

【资治通鉴§卷201】

[责力]为将，有谋善断；与人议事，从善如流。战胜则归功于下，所得金帛，悉散之将士，故人思致死，所向克捷。临事选将，必訾相其状貌丰厚者遣之。或问其故，[责力]曰：“薄命之人，不足与成功名。”

都知道唐代女性以丰满为美，杨贵妃就是大大有名的脂肪美人。哪里知道，唐朝的男人也有增肥的必要。要是天生一副排骨，按照徐茂功的说法，排骨都是薄命的，成就不了事业，所以索性连机会都不给。瘦子们受到这样的歧视，真是很可怜。

我怎么不生在唐朝呢？

2004年10月的Nature（Nature 431）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『A new small-bodied hominin from the Late Pleistocene of Flores, Indonesia』，报道在印度尼西亚的佛罗列斯岛发掘出一具身高仅1米的矮人尸体；这是一种新发现的人种，被戏称为Hobbit（来自小说『The Lord of the Rings』中的一类矮人）。新浪网也有相关的中文报道。

事实还有待进一步的探求；然而根据本月Nature（Nature 434）的报道，一群科学家们已经吵得天翻地覆了，除了学术意见的争执，更有利益之争。

然而我，是宁愿相信其有的。这不仅是因为本人向来爱好稀奇古怪之事，而是环太平洋一带的岛上，向来就有许多关于矮人的传说，且传说非常相近，很自然就会猜想，是不是真有一类矮人，曾经（或者至今依旧）存在过。

比如，夏威夷和波利尼西亚传说中的曼涅胡内人，就是一种擅长建筑的矮人。夏威夷诸岛上的建筑，包括拦河坝、蓄水池和庙宇等，都是他们的手笔。

又比如，台湾的土著民族赛夏族，至今保留着一种神秘的“矮灵祭”。据说是赛夏族人依靠着矮人的帮助，才能够在早期台湾岛的恶劣环境下生存下来。后来却因为和矮人产生了矛盾，把矮人全部害死。最终又心里不安，于是开始了世代相传的矮灵祭。

所有这些环太平洋的矮人传说，有着惊人的一致。比如，矮人们似乎在哪里都表现出建筑天份。如今印尼矮人的发现，传说有了得到证实的可能，实在是令人兴奋。有了一具尸体，自然会有更多的，等待人们去发掘。据说，赛夏族至今能指出，当年大批矮人落水身亡的那处崖涧。于是我就想，如果我很有钱，一定赞助一些人类、考古学家去那里发掘，看能否找到矮人的遗骸。

其他的，中非共和国生存着被称为俾格曼人的矮人民族，几千年至今，依旧过着原始部落的生活。然而他们只是比正常人类略矮而已。

清代的纪晓岚在他的『阅微草堂笔记§滦阳消夏录§三』中，也记载了西域一种被称为“红柳娃”的矮人：他们生活在乌鲁木齐城外的树林里，高一尺左右，无人知其巢穴所在，因喜欢把红柳树枝戴在头上而得名。士兵们偶尔抓住几个红柳娃，不放走的话，他们就绝食自尽。还有人非常的残忍，把抓住的红柳娃腊制成了标本。原文如下：

乌鲁木齐深山中，牧马者恒见小人高尺许，男女老幼，一一皆备。遇红柳吐花时，辄折柳盘为小圈，著顶上，作队跃舞，音呦呦如度曲。或至行帐窃食，为人所掩，则跪而泣。系之，则不食而死。纵之，初不敢遽行，行数尺辄回顾。或追叱之，仍跪泣。去人稍远，度不能追，始蓦涧越山去。然其巢穴栖止处，终不可得。此物非木魅，亦非山兽，盖僬侥之属。不知其名，以形似小儿，而喜戴红柳，因呼曰红柳娃。邱县丞天锦，因巡视牧厂，曾得其一，腊以归。细视其须眉毛发，与人无二，知《山海经》所谓[立争]人，凿然有之。有极小必有极大，《列子》所谓龙伯之国，亦必凿然有之。

关于两个时代，我一直很想写一点文字。

一个是汉武帝一直到霍光的时代。这是人材辈出、风云变幻的大时代。整个历史一部书，这属于“有戏”的章节。

另一个时代，就是安史之乱。而对安史之乱情有独钟，完全是因了一个人：李泌。很难相信，世上竟然会有这么了不起的人。

如果看过二月河的小说『雍正皇帝』，相信一定会对雍正的头号谋士邬思道印象深刻。而邬思道这个人物的原型，就是李泌。甚至邬某的一些话（比如把雍正推上皇帝宝座以后，向雍正祈求归隐的那一段），都是李泌的原话。而历史上的李泌，比起邬思道，还要更牛上一大截。

说起李泌，真是太多的话题。等多有点时间，再来慢慢的细说，才算对得起他。

【通鉴§卷057】

帝尝问侍中杨奇曰：“朕何如桓帝？”对曰：“陛下之于桓帝，亦犹虞舜比德唐尧。”帝不悦曰：“卿强项，真杨震子孙，死后必复致大鸟矣。”

东汉末年的桓帝和灵帝，是出了名的昏君，号称桓灵。而古代大臣们拍皇帝马屁，夸皇帝英明，常说“德比尧舜”。

杨奇对于灵帝的提问，回答的显然是反话，而且颇损。言下之意，是“您老灵帝跟桓帝是一路子的昏君货色”。皇帝虽然昏庸，也知道这是挖苦自己，总算不是太白痴。

就连差劲的董卓，评价灵帝时都说，“每念灵帝，令人愤毒。”可见灵帝有多糟糕了。

至于灵帝说的大鸟，事关杨奇的曾祖杨震。杨震某次拒绝下属的贿赂，说过一句大大有名的话：“天知、地知、你知、我知”。据说杨震下葬的时候，有高丈余的大鸟，在杨震灵前流泪，下葬完毕才飞走。

据我估计，当时当地正好有一只鸟飞过，是极有可能的；至于后来叙述中将鸟的体积夸大，也属人之常情；而鸟流连，应该是等着吃尸体或祭品；鸟流泪，则是参加葬礼的亲人们自欺欺人了。只是美好的神话加给杨震这样的人物，也就算了，不必较真。

少年将军霍去病，说了一句“匈奴未灭，无以家为”，因此而名垂千古。然则能说大话的少年，登陆现代任一所大学的BBS，一抓就是一把。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，意气飞扬，好讲豪言壮语，又有何难得？去病只是幸运才得享大名而已。

对于去病，始终没什么好印象。其可以自夸的事情，是出塞击匈奴。然而这也只是武帝的宠爱，白送给他的现成功劳。汉家修养生息多年，国力积累到鼎盛期，击败匈奴只是水到渠成；另换一个稍有能力的人，一样是功成名就。这一点，武帝心里是清楚的。他向来喜欢派自己的男宠上阵打些易胜的仗，回来可以大加封赏。前有卫青、霍去病，后有李广利。卫青可以称得上稳重出色的大将，而另两个，最多只算是平庸的人才。

看看去病在出征路上做了些什么吧。

【通鉴§卷019】

然少贵，不省士，其从军，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，既还，重车馀弃粱肉，而士有饥者；其在塞外，卒乏粮或不能自振，而票骑尚穿域蹋鞠，事多此类。

士兵们挨饿，去病的食物多到吃不完，最后只好扔掉，却想不到分给众人。一边士气低下，一边去病却大玩足球。活脱脱一个娇生惯养、极度自我为中心的纨绔子弟形象。就这样的人，哪里能得士兵们的爱戴？之所以成功，也只是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，实在太悬殊罢了。

司马光估计也不喜欢去病的为人，所以很刻薄的加了一句“事多此类”：不仅仅就事论事，而是给其定了性。

另外一个例子，是去病出征的路上，为父亲霍仲孺大买田宅奴隶，并且认了自己的同父异母弟弟霍光。按照古代名将的原则，受命之日则不顾家。去病实在差得还很远。

这些都还罢了。最另人气愤的，是他暗算李敢的卑鄙行径。

李敢的父亲，就是“将军夜引弓”里的飞将军李广。老将跟主帅卫青有矛盾，出征路上被卫青暗算了一把，犯下小错误，让卫青抓住把柄，被逼自尽。老将死的时候，一军皆哭，百姓们不管识与不识，都为之垂泪。可见人心所向。

李敢因为父亲的冤死，极度痛恨卫青，找机会击伤了卫青。卫青也许是良心发现，觉得内疚，把事情隐了下来。去病作为卫青的外甥，却咽不下这口气；趁着一起陪皇帝打猎、李敢没有防备的机会，悄悄一箭射死了李敢。而皇帝包庇霍去病，对外宣称李敢是被鹿角触死的。

看到这里，实在忍不住咬牙切齿，想要大叫，“怎么可以这样不公平？”

去病，总让我想起后来的另外一个少年将军，乾隆朝的福康安。两个人实在很像，从性格到经历。都是一样的趾高气昂的贵族少年，都是一样的气量狭窄和蛮横。福康安也是因为一些小小的私怨，诬陷立大功的将军柴大纪致死。而两个人也都是一样的短命。

暗算死李敢的当年，去病因病一命呜呼，年仅23岁。这也算是为冤死者出一口气。

【通鉴§卷149】

魏累世强盛，东夷、西域贡献不绝，又立互市以致南货，至是府库盈溢。胡太后尝幸绢藏，命王公嫔主从行者百馀人各自负绢，称力取之，少者不减百馀匹。尚书令、仪同三司李崇，章武王融，负绢过重，颠仆于地，崇伤腰，融损足，太后夺其绢，使空出，时人笑之。

啊哈哈，狂笑不止，笑得肚子都痛了。可惜钟馗是唐代人，否则当年『平妖传』里要捉贪心鬼，怎么不捉了这两个去？一个尚书令，一个王爷，居然贪小便宜到这种程度。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，赔了夫人又折兵，腰伤足损，绢也没背到，估计是双双回家痛哭流涕。

要是我，做了这么臭的臭事，还满天下传扬，不如一头撞豆腐上撞死算了。哪里还有脸见人？

张汤为汉武帝时人，官至廷尉、御史大夫，为人严苛，用法深刻，并且善于迎合武帝的意愿，因此名声很坏。司马迁把他列入臭名昭著的“酷吏传”。

然而按照【史记§酷吏传】和【汉书§张汤传】的记载：

所治即豪，必舞文巧诋；即下户赢弱，时口言“虽文致法，上裁察。”于是往往释汤所言。

也就是说，对待富豪贵族等特权阶层，张汤是毫不留情的打击；而对于平民百姓，却很宽容，故意把案子当面向皇帝报告，而皇帝往往就从轻发落了。

这样的行为，按理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酷吏，而最终得到一个恶劣的酷吏名声，究其原因，只因其得罪的是特权阶层，而特权阶层掌握着话语权。

另一些类似的例子，比如武则天允许民告官，王安石变法损及士大夫的权益，朱元璋剥贪官皮，雍正铁心整顿吏治，史家对他们的评价都很恶劣。宋神宗和文彦博的一段对话最说明问题。神宗问，“王安石的新法对百姓很有好处，你们为什么要强烈反对呢？”文彦博给出了赤裸裸的回答，“为与士大夫治天下，非与百姓治天下也。”也就是说，统治者应该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，而不是全体百姓的利益。当然，表面上还是要一个“民为重”的包装。

【史记§平准书】说，“是岁也，张汤死而民不思。”这个“民”的定义就比较模糊。往往所谓的“民”，只是大地主、大富豪而已。另外，即使这“民”真是全民，也未必说明什么问题。朱东润先生在他的【张居正大传§第12章－元老的成功】里有一段精辟、深刻的议论：

…他从勋贵盘据的畿辅，夺回担负国税的田土，便引起莫大的物议。他们不说他得罪勋贵，而说他掊克小民；正和他在沙汰生员的时候，一般人不说他整顿学政，而怀疑他得罪圣贤一样。孟子说：“为政不难，不得罪于巨室：巨室之所慕，一国慕之；一国之所慕，天下慕之。”在一般人民智识不够的时候，他们只知道拥护巨室的利益；甚至在巨室的利益，和他们本身的利益违反的时候，他们还是拥护巨室的利益。

而张汤，正是一个得罪巨室的政治家。

【通鉴§卷019】中讲到另一位酷吏义纵的时候，拿义纵同张汤做一个比较，说，“赵禹、张汤以深刻为九卿，然其治尚辅法而行；纵专以鹰击为治。”不得不有保留的肯定了张汤的行为。

张汤后来被权贵诬蔑，下狱自杀，死后留下的家产只有区区的五百金。元朔六年卫青出塞讨伐匈奴，军事行动并非很成功，因此汉武帝从轻赏赐，一次还是给了卫青千金。以此参照，张汤权倾朝野而家产只值五百金，是非常的清廉了。

另外，值得八卦一下的，是张汤同其下属谒居的暧昧关系。【通鉴§卷020】记载，谒居生病了，张汤亲自为其摩足，于是被人告发，说“汤大臣，乃与吏摩足，疑与为大奸。”这个告发者过于孤陋寡闻，不知道世上有“同性恋”这么一回事情，也不知道人同人的相悦，能够跨越大官和小吏的阶层差别。

汉武帝自己又是韩嫣、又是李延年的，男宠众多，对臣下却不肯放过，于是展开调查，而权贵们趁机落井下石，终于置张汤于死地。

对张汤的评价，应该跟对文革的评价一样，是两种极端、很有争议的。张汤不是一个公正的人；文革不是一场公正的运动。许多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，但，并不是没有受益者。受益者并不少。忽略受害者，或者忽略受益者，是造成看法分裂的基本原因。然而比较惊讶的，是为张汤翻案的文字，并不多。